8月17日晚上十點多鐘，我接到了周光召院長身邊工作人員的電話，告知周院長老人家剛才走了。我早知道這一天會到來，但不知道是哪一天，更不知道會是此時此刻。黑夜里，我獨自坐在書房看著聽著窗外下著的雨，天空還不時傳來低沉的雷聲。我朝著北京醫(yī)院的方向，默默地對周院長說：“天公雨作淚，我輩淚如雨，我們不舍得您離去，但我們都在為您送行，您在回天堂的路上慢些走！”。

我榮幸地從上世紀八十年代末以來的三十多年時間里，近距離地跟隨在他身邊。于我而言，他是我的恩師、長輩、領導。

全國人大常委會原副委員長、中國科學院第四任院長周光召先生是中國科技界深受大家尊敬和愛戴的宗師、大家。眾所周知，他是物理學界贗矢量流部分守恒定理的奠基人之一，是“兩彈一星”的元勛，為我國原子彈、氫彈的研制做出了不可替代的貢獻，是中國科技界少有的兩次獲自然科學一等獎、兩次獲科技進步特等獎的科學家，在中國歷史的轉(zhuǎn)折時期他帶領中國科學院走出了困境，在社會動蕩的關鍵時候他愛護了中國科學院一大批科學家，在國家亟需人才的節(jié)點他發(fā)現(xiàn)、培養(yǎng)、舉薦了一大批科學家走上了國家的重要崗位。

1990年初春，中國科學院在無錫召開了發(fā)展戰(zhàn)略研討會，時任院長周光召主持了會議，參會的人數(shù)不多，受邀的都是學術水平高、有思想、有影響且在管理崗位上的大科學家，包括蔣新松、張存浩、惠永正、楊福家、楊雄里等。會議由科技政策局戰(zhàn)略遠景處具體承辦，我作為會務人員全程參加了會議。光召院長在會議開場時以他固有的平靜語氣和緩慢的語速說道，我們要為時代把脈，為中國科學院的發(fā)展出謀劃策，參會的所有人員，包括會務人員都可以發(fā)言，人人平等，在會上暢所欲言，但會后誰也不能擅自把討論內(nèi)容帶出會外。我被他寓雄奇于平淡的話語狠狠地沖擊著，思緒潮涌。會議當中我陪他去洗手間，我告訴他我對他的話有很多想法，他鼓勵我發(fā)言。會議開了二整天，與會的大科學家們發(fā)言踴躍，我大飽眼福耳福。會議結(jié)束后，大家到太湖岸邊的黿頭渚散步。光召院長特地走到我身邊，問我：“你不是想發(fā)言嗎？怎么沒有聽到你發(fā)言”。直到這之前，可以肯定光召院長不知道我是誰，最多知道我是科技政策局新來的年輕人。我回答他：“我人微言輕，在會上不敢發(fā)言”。他說：“現(xiàn)在，會議結(jié)束了，我讓你發(fā)言，說來聽聽”。既然如此，我就豁出去了，我就滔滔不絕地說起來了。我真的就忘了他是誰，我們邊登山邊討論，還不時激烈地爭論。我記得當時，有一位參會的局長在旁邊批評我：“小孩子怎么不懂事，沒有禮貌”。光召院長說：“你們別摻和了，都往前走吧，我和年輕人討論問題”。我頂頭上司，時任中科院科技政策局局長張云剛和戰(zhàn)略遠景處處長郭傳杰他們在場，他們很開明，任由我和光召院長一路上山和下山?jīng)]大沒小、無拘無束地討論、爭論。走到湖邊準備登上游船時，光召院長特地到路邊一個貨攤上買了一包零食，對我說：“這是對你的獎勵”。我對院長說：“我言猶未盡，回北京后我可以繼續(xù)向您像今天這樣匯報嗎？”。我看到院長臉上露出慈祥而輕松的笑容，說道：“可以，你隨時可以來我辦公室，你也可以寫出來”。

在他的啟發(fā)和鼓勵下，我把在黿頭渚討論的一個主題寫成了一篇論文《論邊緣效應》，我把手稿交給他，他看后對我作了表揚，還進行了討論。后來我將這篇文章與中國醫(yī)學科學院的方福德教授聯(lián)合署名發(fā)表于1996年3月1日出版的《醫(yī)學與哲學》刊物上。另一個主題，我花了十年時間寫成了一本專著《人類社會發(fā)展二動力論》，此書在香港出版發(fā)行，這是后話。

自從黿頭渚對話后，院長與我逐步熟悉了，我經(jīng)常用他給我的“可以隨時去他辦公室的特權”在下班后去他的辦公室，我們倆海闊天空，自由漫談，有幾次天黑了，我們忘記了開燈，打掃衛(wèi)生的工作人員進門了我們才知道了時間。有時候，他也會主動找我討論一些問題。有一次，他打電話到我辦公室找我，恰巧我不在，我同事放下電話后在樓道喊“吳樂斌，周院長找你！”，這一喊，可驚動了不少人。科技政策局當時集聚了好幾位老資格的局級領導，她們一聽真跌破了眼鏡，政策局雖然直接由周院長分管，但周院長也不可能直接找一個年輕的處員。她們正在嘀咕時，光召院長從走廊里走來，叫上我一起去了他的辦公室。

在1991年6月中科院科技政策局戰(zhàn)略遠景處組織的“納米科技青年科學家研討會”上，光召院長倡議成立青年科學家創(chuàng)新聯(lián)誼會（后改名為青年創(chuàng)新聯(lián)合會，是中國科學院青聯(lián)的前身），他說，青年時期是人創(chuàng)新能力最為旺盛的時期，而科技創(chuàng)新充滿艱難，需要志同道合的青年科學家相互啟發(fā)、相互激勵、相互支持，聯(lián)合起來克服困難，青年創(chuàng)新聯(lián)誼會將作為他聯(lián)系青年科學家的重要捷徑。我作為青年創(chuàng)新聯(lián)誼會的秘書長，深切地感受到他對年輕科學家的赤誠關愛和精心呵護。創(chuàng)新聯(lián)誼會成立時只有十幾人，后來發(fā)展到200多人，主要由科學院各研究所的年輕學術帶頭人組成，后來擴展到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北京理工大學等高校。當時的學術委員會委員后來基本上都成為了兩院院士，也有不少人走上了省部長崗位，如，當時的青年創(chuàng)新聯(lián)誼會會長、學術委員會主任委員白春禮，學術委員會委員馮長根、馬頌德、馬志明、李靜海、陳肇雄、袁亞湘、郭雷、張澤、李國杰、陳霖等。創(chuàng)新聯(lián)誼會每月舉行例會，每月第一個周五的晚上，開始時在中關村外專公寓，后來在中科大廈，由當月的輪值理事主持一個專題研討會。每年至少舉行一次為期三天的年度學術會議，年底舉行一次新年聯(lián)誼暨工作總結(jié)會議。光召院長每年一定會全程參加年度的學術會議和新春聯(lián)誼會，他很專心很細心地聽每一個青年科學家的報告，他一坐就是一整天，有時是連續(xù)三天，而且會作重要講話，會議休息時還會找年輕人個別交談。平日里，他有時會主動問我或我主動匯報有些青年科學家的情況。他成了青年科學家的貼心人，在這一時期，光召院長提出了“百人計劃”，提出了學術帶頭人“帥才”、“將才”的概念。他親歷親為推動科技界人才跨世紀轉(zhuǎn)移，安排中國科學院一批青年科學家走上研究所所長等重要的管理崗位。他特別關心優(yōu)秀青年科學家的科研、工作、生活情況。一次，我特別高興地向他報告，青年創(chuàng)新聯(lián)誼會中的許多人獲得了年度“全國優(yōu)秀青年科學家獎”，他聽后并沒有像我想象中那樣高興，反而說道：“你不要說那些虛的，給我說說你們哪些人科研取得了什么實質(zhì)性進展或做出了什么實際貢獻”。比如，當他獲悉陳肇雄機器翻譯取得重要突破、李靜海與馬志明合作的“顆粒流體復雜系統(tǒng)的多尺度模型”取得重要進展時表示了高興和贊許。同樣，當他知道一些青年科學家的工作受阻時，他會陷入深沉的思考。光召院長也很關心青年科學家的待遇和生活。一次聊天時他說，年輕科學家自己對生活待遇可以不講究，能耐受清貧的生活，但是，他的家人，特別是孩子怎么辦，如果別人家的孩子坐豪車上學校，而你騎車送孩子上學校，孩子會攀比，家人會有壓力。

光召院長在許多人的眼里是一位嚴肅、嚴格、嚴謹?shù)目茖W家，他的表情經(jīng)常處在“不怒自威”或深度思考的狀態(tài)。他不拘小節(jié)，不重禮儀，不善應酬，因此，許多人對他有“距離感”。但在我跟隨他的時間里，我感受到了他內(nèi)在深厚、淳樸的大愛。有一次聊天時他說，他原本是做理論物理學研究的，而且較早在國際學術界斬露頭角，在蘇聯(lián)杜布納聯(lián)合原子核物理研究所學習時，錢三強先生找他談了一個晚上，這一次談話改變了他一生。他說，國家的需要就是他的選擇。他毅然而然地決定回國，放下自己原來感興趣的理論物理研究而參加到“兩彈一星”的工作中去。1992年的夏天，我臨時作為他的秘書陪他去上海和合肥出差。在上海住在上海分院的好望角酒店，我住在他隔壁，第二天早上我去請他吃早飯，發(fā)現(xiàn)他一大早就自己出去散步，已經(jīng)吃完早飯了。他說，你們年輕人貪睡，讓你多睡一會兒。第二天，晚上睡覺前，我找了一根線，拴住他的門把，連著我房間桌子上的鬧鐘，這樣的話，他出門我就能立即知道。結(jié)果第二天早上我很早就守在那，怎么也不見動靜。我忍不住上他房間去問他，他說當天要到現(xiàn)場調(diào)研，要走不少路，他要盡量做到每天運動量平衡，所以，他這天早上不散步了。我計劃跟不上他變化。有一天，晚飯后他告訴我讓我陪他步行上他姐姐家做客，我見到了著名生化學家周光宇教授。做客出門時，周光宇教授送了我們一些水果，我們回到酒店，光召院長饒有興趣地和我一起對荔枝進行挑選，切西瓜時他端詳良久，要確保切分的對稱性，然后他告訴我如何將分好的水果送給一起出差的其他人。我們到中科院合肥分院調(diào)研，住在董埔島上，一天下午有點閑暇時間，我提議去釣魚，光召院長和我釣魚都很外行，好不容易有一條大魚上鉤了，我們和魚“拔河”一段時間后釣魚線斷了，魚帶著魚鉤和線跑了。我們往回走的路上，院長一路上說，那條魚帶著魚鉤和線跑了，該有多痛苦啊。

有一次出差，有點空閑時間我陪同他去書店看看，他挑選和購買了幾本彈鋼琴的書，我問他怎么對音樂感興趣了，他說是給外孫女買的。他說，他這一輩子很對不起家人，當年從事“兩彈”研究工作，很少與家人在一起也很少關心家人。我理解，他在努力作“補償”。

我在他身邊工作時，他也經(jīng)常關心我個人情況和家庭生活。我單身時，他曾托人幫我找對象，我結(jié)婚時他特地送了他訪問臺灣時帶回來的一套茶具，并親筆題贈“白頭偕老”。他經(jīng)常鼓勵我教導我，他說，年輕人要成功，必須正派和勤奮。

2011年11月15日，他在科技部召開的“973”會議上講話時突發(fā)腦溢血倒下了，當天做了第一次手術，第二天又進行了第二次手術。當我知道第二次手術的風險很高時，我獨自在臥室失聲痛哭，我孩子問我什么情況時我說，“周爺爺可能要走了”。手術后，我多次探望他，早些年，我與他握手時我能感到手感、表情與內(nèi)心能互動，再后來，我感到，他在漸漸遠去，他就像坐在一輛駛向遠方的列車上，他的身影在逐漸模糊，但他的音容笑貌長久地浮現(xiàn)在我的眼前，永遠地留在我的心里。

哀哉！一代宗師就此永別！

哀哉！人間再無周院長！

哀哉！謹以此文呈上我無盡的哀思！

敬愛的光召院長，祝您在回天堂的路上一路走好！

吳樂斌

2024年8月18日星期日凌晨1:47